“国际事务”杂志: 卡琳·克奈斯尔:俄罗斯青年在本国拥有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以及实现自我的有效路径
最古老的俄罗斯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在今年迎来了建校第三百周年。圣彼得堡大学下属俄罗斯地缘政治要事观察中心“G.O.R.K.I.”负责人, 奥地利共和国前外交部长卡琳·克奈斯尔女士在接受《国际事务》杂志采访时谈到了她在俄罗斯的工作经历,回顾了在她带领下中心的发展历程,并且谈她本人对当前一些战略性国际议题的看法。
尊敬的克奈斯尔女士,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经常到各地考察。俄罗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确实,自从我搬到俄罗斯后,开始受邀到各个俄罗斯地区的大学举办讲座或者参加研讨会。在过去的半年里,我去过了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鄂木斯克州、库兹巴斯以及阿尔泰地区。去这些地区旅行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在我看来,在大城市里,很多人的行为举止和生活在欧盟的人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依然遵照欧盟的某些思维模式进行思考。然而,当我在克麦罗沃或其他地区时,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氛围。除此之外,俄罗斯不同地区展现出来对我演讲的同样兴趣也令我十分开心。
您在圣彼得堡大学领导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组织——地缘政治要事观察中心“G.O.R.K.I.”。请问结合科研方法创建时事点评机构的想法是怎样诞生的呢?
这个想法由来已久,我一直认为我们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将学术研究与实践情况以及人们面对的现实境况结合起来。我们的中心应该成为教授们与现实世界进行沟通交流的平台。但很遗憾,目前还有一些目标尚未实现。
最近几个月,我思考了很多,在对一些因素进行分析之后,我找到了未来我们工作的三个重要方向。目前最重要的是,集中举办一些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我们可以以游戏学习的方式模拟开展一些谈判。我们还可以根据学生们不同的兴趣将其分为不同的组来举行研讨会。
例如,我们会模拟在各种国际组织和机构中的谈判过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联合国安理会、北极理事会等。我们会教学生如何展开谈判,以及如何根据谈判结果起草决议。目前我已经有计划在各个地区推广这种类型的研讨会。
除了为学生提供实践活动机会外,我们还开展了一系列其他工作。也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第二个方面——组织不同主题的圆桌会议。这些主题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并且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会以举办系列辩论活动的方式,围绕某一个当前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例如人工智能。有些讨论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另一些可能目前效果还不算太好。但是我们力求围绕这些话题的细节展开足够具体的讨论,以便制定出可以向决策者和领导者提供切实的建议。我们最近还组织了有关石油和天然气的讨论活动。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确拿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并努力以能够吸引决策者兴趣的方式呈现这些方案。
我们没有特别将精力放在出版物上,因为有关这些主题的出版物已经相当多了。而且,事实上,相关的圆桌会议和各种讨论也非常多,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会议都是在高质量的主持下进行地,也不是所有的与会者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力求让参与我们圆桌会议的人员真正做好准备,使每个人都能够提出具体的建议,并将这些建议传达给最终能够在相关议题上做出重大决策的人。
我们工作的第三个重点是举办各种类型的科普活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大约每两周我都会就当前的热点问题作相关报告。比如,以色列、伊朗和加沙地带等西亚地区的最新情况如何。这些报告我通常用英语进行,所以听众主要为英语使用者。此外,我还会面向说德语的学生作德语报告。
还需要指出,关于这类活动,我还有一个补充提议。我们在凯尔赫庄园有非常好的场地,我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充分利用它们。例如,下次我打算稍微改变活动的形式,不再是传统报告的形式,而是类似“围炉谈话”的问答形式。我们会坐在一起,围绕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比如现代外交的发展或养老制度的改革。在这种模式下,我打算向参与者提出一些更为一般性或普遍性的问题供大家讨论。
您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工作么?
和学生一起工作总是能够激励我。我始终认为我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像是一种合作。
我已经教学23年了,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在安哥拉、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等很多不同的国家教过很多学生。他们即很相似,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我非常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我可以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例如从他们提出的问题中。
只是我在现在学生中间观察到了一个令我遗憾的现象。就是他们注意力集中程度的下降,即对信息的接受程度的下降。我还注意到,这一代人中的好奇心在下降。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于大多数人身上。缺乏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愿望。但是,每个群体中依旧有一些人愿意提出问题并且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真诚的兴趣。这不限于在哪个国家,
在我的研讨会、课堂、讲座或报告期间,我不允许大家使用手机,以便学生能够完全专注于他们的工作。
您的网站列出了多个科学专业领域。还提到了跨学科原则和支撑您研究的基础。这些方法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么?实现协同效应的关键是什么?
现在几乎到处都在谈论跨学科的问题,每个人都说他们的方法是跨学科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特别是在一些有国际关系专业教育组织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学生会同时学习阿拉伯语和汉语,但没有从他们没有从其他领域获得足够的知识。我想说的是,学习基本专业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专业可以是政治、经济、历史或者地理。如果没有学习这些,就不能被称为一名合格以及成功的国际领域问题专家。但实际情况看来,学生往往做不到同时进行学习。当他们在学习亚洲地区相关问题时,并不会学习其语言,或者在学习这些东方语言时,不会同时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或历史。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我很难建议在这方面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这里,英国和美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可以说,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需要进行改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是研究所或大学的赞助商,赞助商可以规定学校研究所怎么做。教育领域的改革不是我的任务,也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现在只能尝试在一些小的领域将不同学科融合起来,然后尽可能地传递更全面的知识。
我们最初确定了能源、人工智能、保险、人口和移民问题等领域,但显然,受限于我们目前团队的规模,我们不太可能依靠几名工作人员就覆盖上述所有领域,并且找到新的专家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圣彼得堡大学G.O.R.K.I中心目前已经取得了哪些中期成果和成就?您最引以自豪的活动是什么?未来有哪些发展计划?
我们的项目于 2023 年 9 月底开始实施,所有的一切几乎是从零开始。在我看来,一些带有模拟谈判过程的研讨会取得了特别的成功。我们为学生带来了新的体验。他们不止一次的这样说。
当然,我们也有感到骄傲的事情。我们收到了我们活动受邀嘉宾的良好反馈。这些嘉宾就是我提到过在现实中具有决策权的人。他们参与了我们的研讨会以及保险、贸易以及人工智能问题的圆桌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非常精心地准备了这些活动。我们也得到了学生夸赞,一位学生提到,我们的活动与其他活动不同,并且做地更好。我们也常常作为受邀嘉宾去各地演讲,借此机会,我们也会邀请不同的专家来我们这里进行演讲。我尝尝接到各种电话,询问我接下来可否参加各种类型的活动。
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多成就。人们通常会在一年结束周后提交工作报告,而我们还没有工作一年。
还有,正如我所说,我们所做的就是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为能够制定真正实用的提案而感到自豪,我们已经在三四个活动中做到了这一点。
大规模国际移民正在改变民族文化、社会、宗教和经济格局。在美国移民政策成为竞选的主要话题、欧盟和俄罗斯被非法移民的浪潮席卷。您能否谈谈全球移民危机的爆发及其发展趋势?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在法国有80-90%的从非洲来的移民,他们说法语,因此语言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问题,他们面临着其他一些问题。但如果我们看奥地利、德国以及瑞典的情况,语言障碍又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与宗教、社会和其他问题有关,因此对这个问题给出一般性答案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取决于许多情况。
我写了一本书《欧洲安魂曲》,其中整整一章专门讨论移民问题。但这里最重要的是这种迁移是受控还是失控的。例如,如果我们谈论加拿大,那么那里的移民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监管。在以色列也是如此,甚至如果没有移民,这是不可想象的。但至于在欧洲,不同的国家情况完全不同。那里的情况远没有得到控制。
我记得我们 1995 年就展开过辩论。随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试图采取措施阻止来自北非的移民。 20世纪90年代,一些政治性的决定出台实施,但问题本身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时代——大约半个世纪前。
在俄罗斯,许多老一辈人都记得并热爱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开始的几年)的“旧”欧洲,并对当前发生的“道德及智力退化”感到悲伤。现在还存在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政治家么?她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政治观点,更重要的是她的专业精神。接下来欧洲会发生什么?
首先,我们在政治上看到了这种令人沮丧的变化。这不仅在欧洲,整个世界,包括拉丁美洲和北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政治领域就像一个竞技场,玩家们努力进行某种戏剧化的表演。每个人只关心如何展示自己。在 20 世纪 80 年代,原则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新闻秘书被视为内阁最重要的成员,而不是内阁首脑本身,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1990年,我成为了初级外交官,30年后,我成为了部长,这期间我的注意力都集中用于严肃地完成实质性的工作,而不是公关上。我们不会与媒体展开如此积极的沟通。尽管我们的工作并不完全是秘密的,但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媒体。你提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你还记得戴高乐、温斯顿·丘吉尔和康拉德·阿登纳么。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可能活不过一周。
圣大“G.O.R.K.I.”中心的科学活动主要围绕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对外经济和社会经济展开,这些领域对俄罗斯、中东国家以及印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否可以说你们是在全球背景下进行科研活动并考虑到了世界主要大国的立场和利益?
当然,我们会考虑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的中心被称为地缘政治要事观察中心并非巧合,但我们优先从俄罗斯联邦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欧盟与加拿大或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在我们的考量之中。我们的首要研究对象就是俄罗斯。
“G.O.R.K.I.”中心是否和一些由俄罗斯参与的国际组织之间有合作关系呢,例如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毕竟我们不是国际性的机构。我们正在寻找该领域内的合作伙伴。当我来到中心开始工作的第一株我就联系了一些组织去讨论一些详细的问题。例如,我们就和“瓦代尔”俱乐部有过接触和交流。
如果考虑到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正在逐渐弱化,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还具有发展前景么?
在2017年我担任奥地利外交部部长时,我曾经工作人员想我提交一些文件,涉及了奥地利对这类组织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这些组织的存在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对奥地利政府对这些组织毫无兴趣的想法感到十分震惊。
因为世界的未来偏向了亚洲而不是欧洲,因此在我看来,这些已经具有相当数量的组织,会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等待欧洲的不是陨落,但无论如何欧洲也不能再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这样的认知会为欧洲带来伤害。欧洲不能变得封闭起来,而应该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些组织就是证据。
人们已经不是第一年讨论“大欧亚”项目以及“大欧亚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了。除了俄罗斯,支持这一项目的还有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上合以及东盟等权威的国际性组织也表现出了他们对这些项目的兴趣。很明显,目前来说还没有必要和欧盟国家进行接洽,但是中东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普京总统表示需要为该项目制定全面的战略计划。您怎样看待该项目实现的可能性及其意义呢?这是否是您感兴趣的学术话题呢?
我想首先以一位学者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英国地理杂志》(«Bri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上撰文指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麦金德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谈到了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意义,但我要说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欧亚大陆是重要的商品交换市场,因此从经济视角出发变得格外重要。因此,我认为普京提出的深化大欧亚伙伴关系、制定全面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非常有必要的。关于更多关于欧亚问题的看法,您可以看我之前提到的《欧洲安魂曲》,我在书中写了很多。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作为俄罗斯最古老的大学已经成立了300年,您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全体师生、毕业生以及所有与它命运息息相关的人么?
我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我明白,现在不是一个容易的时刻让我们去讨论未来,但我觉得,与欧盟的年轻人相比,俄罗斯的学生运有非常大的机会去参与自己国家的发展进程,去做出自己的共享。俄罗斯学生掌握着未来,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并能理解这一点。我向,学生们应该努力将自己的未来与俄罗斯联系起来,为了自己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在我看来,在这方面他们有很多机会去展现自己并成为真正的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