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大学生讲述在前线服役及青年政策工作
弗拉基米尔·苏希宁(Владимир Сухинин)曾在顿涅茨克接受高等教育。在特殊军事行动开始后,他作为志愿兵赶赴前线,复员后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继续学习国际关系并同时从事青年政策领域的工作。在访谈中,他讲述了自己在顿涅茨克的生活,在前线的经历,决定进入圣大的原因,以及今天的他如何帮助年轻一代了解国家外交和内政。
您曾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哪所学校学习?
我曾在顿涅茨克国民大学(现为顿涅茨克国立大学)历史系学习,主修“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专业,并获得优秀毕业生证书。此间我还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首脑直属管理学与公务学院接受了第二学位高等教育。由于是远程教育,半年后我就从那里毕业了,并于 2023 年获得了行政管理理论教研室的“地区管理与地方自治”专业文凭。
请说一说,您为什么决定进入圣大学习?
圣大国际关系系在顿涅茨克大学留学生中很受欢迎,我们本科毕业后都力争进入该系学习。这种做法在我们专业很普遍,可以说我们已经是第三代到圣彼得堡求学的学生了。此外,对于生活在国外的同胞(当时我们还属于这一录取批次)来说,入学程序也不复杂。
圣彼得堡大学的毕业生中不乏世界闻名的领导者,这当然也是我报考圣大的动机。
我是作为外国学生、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入学的,因此我参加了作品集遴选:我撰写了动机信,并提交许多不同领域的证书,总分达到了要求。无须入学考试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我们从顿涅茨克来的学生群体规模不小,大概7-8人。
是什么吸引你研究国际关系?
最初我不知道该学什么。我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父亲的专业是外科,妈妈是心脏功能学医生,所以我本打算进医科大学。此外,我姐姐以优异成绩从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但她还是转了方向:进了外语系,而我进了国际关系系。我很感谢父母,他们没有坚持让我去学他们心仪的专业,只是给出建议。显然,父亲看到了我身上的某些潜质,即演说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为自身观点辩护的能力,所以他认为应该选择国际关系作为主修方向。
如今我一点也不后悔。第一学年过后,我开始喜欢上专业:研究世界趋势和全球治理,了解其对地域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我一直喜欢从不同角度研究生活,从不同政治视角评估各类活动。世界各国对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态度各不相同,而国际关系学科正是要研究人的内在心态,了解他们如何思考。在此基础之上,它结聚并构建成为我国外交部门的工作。
您打算将来在该领域就业?也许您已经在课外活动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
我接受过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两个领域的教育,但我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外交官或外交部雇员的工作。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其国内政策的延伸。在政府执行国内政策时,外交政策为公民提供其所缺乏的东西。我想把这两个方向结合起来。此处将开辟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即国家行政管理或经济、军事、民间机构的工作,这些机构从事国内活动,但同时影响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
现在,我正在青年政策领域积极开展工作。首先,青年政策是国家政治的人力资源核心;其次,它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领域。我们看到,当下有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被分配给年轻一代的发展,这并不简单,因为任何国家的青年都是国家的未来。我喜欢钻研,喜欢创造,这就是我在青年政策领域工作的原因。青年政策内涵丰富:国际关系,当我们与邻国的学生就论坛达成一致时;国内政治活动,当我们与其他城市的行政部门和委员会进行沟通时。
请分享一下您对未来的规划。
我是圣大一年级硕士生,专业是“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我的首要任务是顺利完成学业。当然,我不再像本科时那样渴望获得红色优秀毕业生证书,因为现在我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并尽可能地帮助父母。目前我在“莫斯科”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毕业后我打算做同类型但更高层级的工作:在国内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和青年政策,为年轻人提供这些他们急需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非正式会谈和对话来了解当今国际舞台和国内政策机构中的进程。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了解当今事件发生的起因,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您最近参加了俄罗斯“知识”协会在圣大模范中学举办的活动。您的演讲主题是什么?请谈谈自身感受。
与中学生会面是“知识·英雄”爱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若干位历史学家以及卫国战争、特别军事行动、其他冲突的老兵为青年进行演讲。我与我的亲密战友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一起主持了这次讲座,我俩是中学和大学同学,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一起作为志愿兵赶赴战场,但部署至不同的前线。他不久前从顿涅茨克来到圣彼得堡,我向圣彼得堡“知识”协会的领导建议举办演讲,得到了他的积极回应。
我与弗拉基米尔聊了二人的履历、从军之路、在前线如何经历战事,以及是什么促使我们成为志愿兵去保卫我们的城市和祖国。我的演讲还包含了一段史实修正,讲述了 2013 年底在乌克兰领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哪些事件导致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之前的局势发展。演讲结束后,模范中学的学生们纷纷上前表示感谢,在社交网络上写下了许多关怀的留言,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夫几乎被人群簇拥。同学们说:“感谢你们所作的一切”,这句话让我们深受感触。
但我也不能不提发生在模范中学的一件事。我演讲后,学生们被以要去赶上选修课为托辞带出了礼堂。为了公平起见应该指出,演讲中使用了我军旅生活的视频录像,其中包含不体面的词汇,但经过了删减。演讲时,上述词汇被蜂鸣声覆盖,引起了学生们的哄笑。我毫不意外——对于十四岁的孩子,只能这样处理。我马上让孩子们安静,掌控话语权,并继续讲述重要的东西。轮到弗拉基米尔时,他面前只剩十位听众。当然,他非常棒,成功地将自己的演讲转变为个人演唱会。他走下台,不拿麦克风,与同学们平起平坐,做了一场自由漫谈。真正感兴趣的中学生提出问题,他便立即作答。
在弗拉基米尔与模范中学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让人颇为讶异。一位学生问道:“既然俄罗斯每进入一个城市,就会引发一场人道主义灾难,那俄罗斯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我们解释说,不是俄罗斯挑起了冲突,冲突的起点根本不是2022年,而是在2014年。他接着问,为什么不能把莫斯科近郊以及罗斯托夫近郊的别墅分给所有不认可俄罗斯政策主张的乌克兰人。用他的话说,可以直接贿赂所有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我们看着这个年轻人,微笑着再次确信,我们没有白来。
他旁边坐着一位同龄男孩,他大声为俄罗斯、俄军、弗拉基米尔和我辩护。他向前者提出相当有分量的论据,而对这些不感兴趣的人是不会知道这些论据的。例如他说,乌克兰国内于2014 年提出了一项关于废除俄语的法案,当时没有获得批准,但2017年出台了一项教育法案,其中规定教学只能使用乌克兰语。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但这位学生知道这件事。作为一名分析人员和顿涅茨克本地人,我很高兴有人对此感兴趣,阅读了经过核实的原始资料。
虽然我们对模范中学的事件感到失望,但它却助力我们与大学里的一些人会面,如圣大校长尼古拉·克罗帕切夫(Николай Кропачев)、青年政策与招生工作第一副校长亚历山大-巴比奇(Александр Бабич)、教学工作副校长弗拉基米尔·萨维诺夫(Владимир Савинов)、青年工作处(国际关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第一副处长柳德米拉·亚京娜(Людмила Ятина)。他们抽出时间亲自与我们会面,进行了非常坦诚的交谈,并支持我们的决定,因为我和弗拉基米尔曾一度怀疑是否有必要举办这次讲座。我很高兴,世界上还有正义,还有志同道合的人,我感到并不孤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在圣彼得堡举目无亲,没有人支持是很困难的。
您生命中有哪些事件想向中学生们讲述?
有一个非常悲伤但又不得不说的故事,因为它很有启发性。我与弗拉基米尔是同班同学,而我俩还有第三个朋友,丹尼尔·叶夫根尼耶维奇·杜德尼科夫(Даниил Евгеньевич Дудников)。我们从一年级起就一起去上学,高中时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一起军训学习如何拆卸机枪,一起操练步法。后来我们上了大学,虽然分在不同专业,但我们都在学生会工作。弗拉基米尔负责创作方向——从事声乐和舞美布景,丹尼尔则是顿涅茨克国民大学智力俱乐部的负责人。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我们三人自愿服役。老实说,我们不是去打仗的,而是去服役的,说小了是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如何打仗,说大了是不知道我们会被派去打仗。三人最后去了三条不同的前线。我去了南线,马里乌波尔方向;弗拉基米尔去了西南部,扎波罗热;丹尼尔去了北线,哈尔科夫方向。不幸的是,回来的只有两人。我与弗拉基米尔因不同原因复员,但都健康地活着,而达尼亚于2022年3月25日在哈尔科夫附近受了致命伤。他在执行军事任务中阵亡,当时他正在友军阵地上防守一个民族主义分子纵队的进攻,牺牲时手握圣像。当然,我们被这个消息所震惊,因为他是我们从一年级就认识的挚友。他也曾和我一起考入圣彼得堡大学,但没能活着听到他被录取的消息。当我抵达圣彼得堡时,得知他原本会在公共关系专业学习。我不得不申请了一份死亡证明,带着它前往负责招录外国公民的部门,将他除名。
丹尼尔——是真正的英雄,我和弗拉基米尔经常向众人讲述这件事。我深信,他那时牺牲不是为了让我们现在哀悼和痛苦。我们应该为活着而喜悦,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使特别军事行动以俄罗斯联邦的胜利而告终,因为必须如此,因为当代世界体系正在重塑,俄罗斯应在这个体系中成为领导者之一。我相信,胜利将属于我们。
您此前在其他听众面前演讲过吗?
我在“莫斯科”青少年活动中心有很多同志,有同龄的,有年幼一些的,也有年长的,当他们得知我来自顿涅茨克时,问了很多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任何平民现在都是英雄。我每天都去为人们治病的父母、任何班车司机、任何住房工作者、任何官员——他们都是英雄,因为他们在炮火连天的恶劣环境下工作,继续服务,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把这些告诉同学们,其中也包括各种军事事件。当然,我不喜欢拿这些自吹自擂,所以我只在非正式场合,当少数真正信任的小圈子里的人提起时,才给他们看前线的录像。我没有拒绝他们。他们自然而然非常震惊,莫名地称我为英雄,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不是英雄,我是一名志愿兵。英雄——是那些从2014年起一直战斗至今的人,而我只是做了必要的事情。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夫也完全支持我的观点。
年轻一代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好接受这些信息?在您看来,他们需要了解什么,为什么?
为了防止出现2013年底在基辅独立广场上发生的事件,这一点很有必要。需要告诉俄罗斯联邦的年轻公民、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外部对国家内政施加影响会导致什么后果,以及主动借用外语会带来什么危害——不管别人怎么说,这种借用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避免“第五纵队”横行,避免国家从内部崩溃(如果我国年轻人不了解本国历史,不知道国家现在为什么而战,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些方法,就很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仅需要讲述,还要展示具体资料。我们为此才来到了模范中学。当然,学生们会对前线的录像很好奇——我们如何生活,我们日常使用的基础设施:了解既没有床,也没有浴室。同学们看着这一切,觉得很有趣。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但我的主要想法从来到圣彼得堡起到现在都未改变:我们如今都生活在战争阴云之下,如果说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2014年至2022年间自己承担了全部打击,用自身力量保卫了伟大的祖国,那么自去年以来,这一责任已移至俄罗斯联邦所有公民的肩上。不仅是那些能够上战场的人,还有那些在后方提供支援的人。因此,我从大学生活伊始就一直奉行的座右铭是:“强大后方孕育前线胜利”。我对此深信不疑,所有正在中学学习或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都是我们的强大后方。没有他们,就没有前线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