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探索》: 权利与责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校长法学底蕴视角下的大学使命

我们回顾圣彼得堡大学的历史，从彼得大帝挥笔签字的那一刻起。在您看来，在这三百年中，哪个时期是圣大最好的时光？

就我个人而言，最美好的时光无疑是历经考验与磨砺的时刻。在过去的时光里，我们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正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坚持，我们方得以成就辉煌。我坚信，一所大学的成功与否，其衡量标准在于其是否能够紧密契合国家的发展需求。若忽视了这一点，则难以践行彼得大帝创立此校的宏伟愿景。

因此，对于我们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而言，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柱，积极应对并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无疑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与首要目标。

那么，对于您而言，目前衡量大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在于我们的工作能否满足国家与社会的深切需求。当前，我们已与俄罗斯超过30个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涵盖医疗发展、运输物流、旅游促进等多个领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五年间，我校青年科学家在多个领域内屡获殊荣，三次荣获俄罗斯总统奖，其中副教授奥尔加·雅库博维奇因其在贵金属矿脉（金与铂）勘探领域的创新方法而获此殊荣，其重要性对国家而言不言而喻。

此外，我校在科研资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去年成功赢得了俄罗斯科学基金会超过5%的资助份额，这一成绩在俄罗斯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名列前茅。我们深知，推动俄罗斯教育与科学的发展不仅是本土使命，更是国际责任。因此，我们在国外亦积极推广俄罗斯的教育与科研成果。

尽管当前环境充满挑战，但圣彼得堡大学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2023年，相较于2022年，我校外国教师数量实现了30%的增长，他们渴望在此工作、教学并开展研究，因为圣彼得堡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广阔舞台。

另一个指标是，圣彼得堡大学已经连续六年成为俄罗斯外国公民中最受欢迎的大学。大学的1000个预算名额有21,000名申请者竞争，也就是说，平均21人竞争一个名额，这些年轻人来自120个国家。而今年，来自140个国家的申请者提交了申请。甚至在自费学习方面，也有三个申请者竞争一个名额。

今年的申请过程还未结束，而希望进入自费项目的学生已经来自95个国家。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俄罗斯的纪录！

我们的大学始终在塑造国家的科学、教育和文化议程。圣彼得堡大学曾培养了许多杰出人物，如洛蒙诺索夫、门捷列夫、波波夫，九位诺贝尔奖得主，两位菲尔兹奖得主。还有著名的文化人物——屠格涅夫、勃洛克、佳吉列夫、列里赫、弗鲁贝尔，以及曾在这里短暂任教的果戈里。这些名字数不胜数！

但不仅仅是科学……在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起义广场”地铁站的大厅曾是扎尼门斯卡娅教堂所在地。苏联当局曾试图拆毁这座教堂，而据历史学家称，这座教堂的守护者和名誉长老是我们的校友，著名生理学家、第一位俄罗斯诺贝尔奖得主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教堂在他去世后被毁。我说这些是想说明，圣彼得堡大学的校友对周围世界的影响是多样化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曾经如此，现今仍然如此吗？

我知道，我们那些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校友总是鼓励他们的孩子和孙辈只选择母校就读。而年轻一代也确实倾听了他们的建议！更不用说涅瓦河畔的市民了——根据调查，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与圣彼得堡大学有着联系。

贵校有很多竞争对手。如何在高校行列中保持领导地位，并在社会各界继续发挥影响力呢？

要保持领导地位，并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影响力，就必须不断超前工作，始终保持高水平。这是没有其他秘诀的。我们多次提出了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首次试行的倡议，后来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

目前，我们倡议的大学博物馆的定位与地位正在两大相关部门的讨论中。圣彼得堡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今天，它拥有9个博物馆、一个植物园和一个标本馆，这些都对外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预约或购票参观。我还要提到，我们的一些博物馆展品来自冬宫，已经被暂时存放在我们这里。我们采取了法律上正确的步骤：将博物馆活动纳入大学章程，这使我们能够争取到预算资金来资助这些活动。

自2021年以来，大学成为了俄罗斯博物馆联盟的成员，而该联盟的主席是我们的校友、东方学院院长、学术院士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皮奥特罗夫斯基。

近年来，大学在医学科学和实践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圣彼得堡大学转化生物医学研究所由世界上最被引用的科学家之一，拉乌尔·盖涅季诺夫教授领导，该所正应用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成果来治疗脑部疾病。

我们设备齐全的尼·伊·皮罗戈夫高医学技术医院拥有340张病床，进行的手术数量超过了许多拥有1000多张病床的联邦医疗中心，而我们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高薪资水平使我们能够吸引到来自全俄罗斯的顶尖专家。

正如您所见，我们的帮助受到需求，许多人希望在这里学习、进行研究，我们与主要的俄罗斯公司和雇主合作，这表明我们确实是受到广泛需求的！

您的另一家“诊所”——法律诊所也很受欢迎。但为什么称之为“诊所”，而不是“咨询处”？

这个术语来源于医学领域。没有临床实习，医生无法获得必要的实践经验。未来的律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大学的法律诊所使公众能够获得不仅仅是咨询，而是真正的帮助。虽然是学生提供的服务，但在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下进行。在我担任法律系副院长时，曾有前辈在校领导层对我说：“你希望学生免费为公众提供咨询？但谁来对错误的咨询负责？”

只有在法律系获得了法人资格，包括独立制定课程计划的权利后，我才得以实现我的目标。我们首先将临床实习设为选修课程，后来则作为必修课程引入。

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要由我的老师和老一辈律师组成，尽管最初反对这个提议，认为这会分散教学精力。但是学生需要掌握与不断变化的法律相适应的新知识，而教师也必须跟上这些变化。

如何将法律诊所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呢？

学生通过电话接收请求，讨论回答，并与教师进行讨论，教师会给出评价和建议，这些教师将此作为其有偿工作的一部分。随后，客户会被邀请到法律诊所的办公楼，该楼位于法律系对面，那里配备了视频会议设备，以便在必要时教师可以干预。这些视频记录在后续的教学中会被用作分析材料。

在我还是学生和教师时，实习之前是通过解决教科书中的“纸上”问题进行的。实习通常包括去法院或检察院，负责传达传票、整理案件等工作。 “做案卷”这个说法就源于此。或者被安排成为法庭旁听员，坐在法官旁边，扮演陪审员的角色……

而担任院长期间，我建议将刑法、劳动法和民法的专项课程中的传统任务替换为模拟法庭游戏。我们把教室变成法庭审判室……

那种在电视上播出的？法官拿着槌子…

关键不在于仪式，而在于方法。学生们轮流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陪审员等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们得到现役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的帮助——我们找到机会邀请他们参与。

拥有这样的经验后，学生们在法律诊所中工作就会更加得心应手。每年，我们的学生为成千上万的公民提供实际帮助。咨询的汇总材料会发布在大学的网站上。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机构来向我们学习临床教育的组织经验。

未来的档案学、广告、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员，难道不也应该这样深入实践吗？

现在，大学有超过20个诊所，专注于为公众提供免费帮助——这是大学最重要的社会使命。

您还承担了监督法律执行状况的责任。然而，实践中，各部门通常是直接向司法部反馈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

在我看来，监督应当是独立的。此外，它是多方面的——即对各个领域法律规范的遵守情况进行监督。圣大拥有如此丰富的专家资源和经验，能够提供这些参数！

司法部确认，我们提供的监测信息占其接收总量的一半以上。

我们将这些材料进行汇总，发布在圣大网站上，并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使用，还以文集的形式出版。翻阅这些资料，可以看到研究的方向和主题。

例如，在劳动法领域：外国公民工作许可的拒绝和取消；远程工作人员的劳动规制；国际劳动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新冠疫情期间对医务人员的补贴等，这些都是非常切实的议题！

圣大当前的主要成就是团结一致。法律适用监测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如果法律专业人士关注健康保护法律的执行，那么，当然需要医务人员的参与。

如果涉及到对环境的影响，单靠法律专家是不够的，还需要环保专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医生等的协助。因此，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是这样的：法学院院长在校长会议上向其他学院的院长通报即将进行的工作主题，然后他们会将相关任务分配给自己学院的同事。具体的某个部门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不行，因为缺乏必要的专家范围。而我们作为俄罗斯最古老的传统大学，拥有如此庞大的专家资源，完全可以做到！因此我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根据我们的提议，圣大的学校章程中明确写道我们有权从事专家活动——没有人强迫我们这么做，实际上我们还要求增加对大学的专家工作负担，因为这对社会有益。

最近，我们讨论了保护贝加尔湖的问题。这不仅仅是纯粹的环境问题。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行动都需要从经济、法律和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评估，还要考虑到对人们利益的影响以及政治后果。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水资源管理涉及国际合作问题。而我们也在培养国际事务的专家。无论是工程科学、航天还是基因学，当处理某个问题时，没有跨学科的方法，往往难以取得良好的结果。

您承担了很多责任，但也得到了很多支持。我们认为，支持大学科研是我们的优先事项。在这方面，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受到特别重视。您同意吗？

仅部分同意。国家积极支持大学科研，但这只是优先事项之一。我也不同意普遍认为大学科研质量高于学术科研的观点。

我不是凭空说的：我们与俄罗斯科学院的同事有着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大学科学家的四分之一以上的出版物是与他们共同完成的。每年，俄罗斯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都会对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所有科研主题和报告进行评审。多年来，这一工作都是我们自主发起的。

优先考虑那些有效执行工作的单位。科学基金不会根据机构的招牌来发放资助——只有通过竞标。此外，各地区与我们签订合同并不是因为大学有300年的历史、名字响亮。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完成许多人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充分发挥我们的科研教育潜力，并且以非常规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

例如，我们与亚历山大剧院合作，启动了一项独特的戏剧管理人员的项目专业。我们利用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高级管理学院的资源。类似地，我们也将培养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管理者。这些都是国家的任务，国家也希望我们以最高水平解决这些问题。

贵校拥有一个由26个部门组成的强大科研园区，这些部门包括了教学和科研实验室以及资源中心，这些都是学术研究机构中通常难以见到的综合性设施。这样的平台是进行突破性研究所必需的，而能够拥有并有效利用这样平台的人或机构，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屈指可数的。

确实，2010年国家为莫斯科国立大学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发展注入了资金，标志着国家大学发展计划的初步实施。作为先驱，我们面临诸多挑战，需对多个层面进行深刻反思与调整。依据大学章程，科研方向由学术委员会这一最高集体决策机构裁定，其权限广泛，可审议各类议题。

自1991年至2008年间，学术委员会作出了95项违背联邦法规的决定，涵盖高等教育法、预算法典及政府决议等，其背后逻辑在于：“作为俄罗斯最古老且顶尖的学府，我们无需受制于任何外部指导。” 曾有一决议宣称，即便教育与科学部长的指令，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内亦无效力。

我亲历此段历史，1991年，年仅32岁的我便成为学术委员会的一员。当时，我与其他几位法律专家共同对此类决定提出异议，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声音并未能显著改变整体局势。
直至2010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就前述议题明确表态：身为国立学府，我们坚决遵循国家批准的发展蓝图与标准，并据此执行。国家资助伴随明确的任务指标，我们亦将严格遵循。为此，我们已申请对章程进行相应调整。

时至今日，对顶尖大学发展计划的年度评估已成惯例，而我们正是此领域的先行者。自2010年起，我们的工作始终接受审计署的严格审视，资金运用情况每年均受细致核查，犹如显微镜下无所遁形。因此，我们始终将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置于首位。

注：本文已作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