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基金: “我们需要引领他人，而不是追赶他人、重复已有的东西。”——拉乌里·盖涅季诺夫
凭借着专业的审查，俄罗斯科学基金（РНФ）能够发现具有前景和雄心的科学项目，支持领先的学者努力探索自然之谜和改善大众的生活质量。拉乌里·盖涅季诺夫博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转化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高技术医疗技术诊所科研负责人、神经生物学和分子药理学实验室负责人，以及俄罗斯科学基金会资助获得者——就基金会的资助体系、国际研究经验以及生物医学前沿方向的内容做了讲解。本文摘自《俄罗斯科学基金会的十年：关于科学、认同与支持的故事》周年纪念册中的一篇文章。
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基金会出现了，我回来了。只是巧合吗？我不这么认为。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资助，我才有机会在俄罗斯正常工作。我在1996年去了美国——当时我们国家没有钱，一无所有，但从第一年起我就想回来。在杜克大学的十年里，我开玩笑说：“每年我都会去美国出差11个月。”然而，后来这个笑话变得不那么好笑了，实在笑不出来了。没有资金支持，我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然后我去了意大利，但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梦想。2010年，我试图申请一个超大额资助，但没成功，那时我感到非常失望。最终，在2013年，我们向俄罗斯科学基金提交了申请——实在没有其他选择了。第一个资助立刻就拿到了。第一次资助我是在意大利申请的，而第二次就已经是在俄罗斯了。当时我想，除了我还有谁会需要这个资助呢？我内心充满信心，认为一切都会成功：是想法很好，团队也很好。我没有失望，透明性、公开性都得到了遵守。我提出了转化生物医学的概念，它将物理学家、化学家、医学专家和生物信息学家聚集在一起。我们赢得竞标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校长非常认真地支持我们。他明确表示：“我们将为这个项目创建一个研究所。”于是，在2015年2月，我们的转化生物医学研究所和五个实验室真的成立了。
当时，我们获得了一笔就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资金，重建了实验动物房，我还成功从意大利带来了基因敲除小鼠，并完善了实验室。依靠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我们逐步发展到了拥有九个世界级实验室的规模。
或许我们创建了俄罗斯最高产的研究所。从第一年起，我们就全力冲刺，并迅速达到了极高的论文发表速度。
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我们在全球所有建校未满五年的新大学中排名第一。这当然要归功于我们的团队。通常，科研机构的前三年几乎都没有真正运转起来，主要都在“搞行政”：要建设实验室，要采购设备。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动力十足——所有同事至少在西方科研机构工作了十年，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年我们都会发表 50 到 70 篇论文。从 2015 年起的八年间，我们在严肃的西方期刊上发表了大约 550 篇研究论文，其中 15-16 篇发表于Nature和Science。我们的论文总影响因子达到了2971.525。
俄罗斯科学基金的资助体系的基础从现有的国内外基金拿来并进行了调整和优化。所有都做得非常出色。相比于国外的，我个人更喜欢俄罗斯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机制。 1980-1990 年代，西方的科研人员数量增加了一倍，而科研资金仅增长了 20%。这种供需失衡导致获得资助变得极其困难。申请要求变得更加严格，资金短缺，于是科研逐渐被政治化。评审专家开始对每一个标点、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吹毛求疵。要想获得资助，研究人员往往需要成为评审委员会的一员，并紧跟党的路线。
欧洲的科研资助金额巨大，可达 5000 万欧元，但申请极为困难，需要获得大量许可。为了撰写申请书，科研团队通常会聘请专门的咨询公司，其服务费用高达 3 万美元，而且这种做法是官方允许的。
我认为俄罗斯科学基金的资助体系是最好的，评审过程仅需 三到四个月，比欧洲和美国的资助项目快两三倍。在俄罗斯，申请书要更好写，但报告更加严格。在美国，结题报告通常只需要两三页，再附上论文列表，而在俄罗斯科学基金，对报告的要求要严格得多。
在俄罗斯，在俄罗斯科学基金会出现之前，写申请几乎没有什么讲究。在这几年里，人们学会了如何撰写申请书。幸运的是，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写详细的技术方法描述。那只是浪费时间。你无法预见几年后会进行哪些实验。我的导师马克·卡龙曾说：“如果你能预测到五年后会做什么实验，那说明你不是一个好学者。”在俄罗斯，撰写申请书的方式不那么正式，更宽泛，只需要展示工作方向。
投资于资助，实质上就是投资于科学家。
基金会为人们创造福祉，回报国家，所有投入都转化为新的研发成果，新的技术又转化为资金，而资金接着又回到人们手中。俄罗斯科学基金有一个要求，就是需要产业伙伴。正因如此，我们与Accellena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是一家位于圣彼得堡的小公司，专注于药物临床试验。这些朋友相信我们，并支持我们的研究。在Accellena的帮助下，转化医学研究所和圣彼得堡大学已经拥有了四项专利。然而，这种支持还远远不够。生物医学或许是最复杂的融资领域：它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是长期的。在美国，研发一种药物通常需要13到15年，且费用大约为20到30亿美元。
在俄罗斯，这个同一过程进展的速度大约是西方的两倍，而且成本是西方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仍然很难找到那些愿意投资并接受我们提议的投资者：“给我们十亿，投资十年，忘记这些钱，我们之后再告诉你成不成。”国内公司不愿冒险投资真正的突破性创新，而我们的研究所正是在创造世界没有的东西——革命性的脑疾药物。
所以，我们需要别人相信我们：“你们是天才，我们跟你们走！”必须这样。
如果我们想在全世界走在前列，就需要引领他人，而不是追赶他人、重复已有的东西。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家需要“长期”的资金。但目前，我们的企业仍然害怕那些在西方尚不存在的创新。好在在我看来，资助者与专家审查系统之间的沟通非常顺畅。
基金的专家们都是严肃的科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自己也在借助资助开展研究并积极发表研究成果。
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更高一层：其中许多是大型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人，我对他们非常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