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学生搜寻遗失的文献

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参赞Álvaro de la Riva Guzmán de Frutos先生向各位来宾及与会者致欢迎辞。他指出，无论是从科研角度，还是一般文化角度来看，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西班牙语教师为俄西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强调，我校为世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西班牙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几个世纪以来，塞万提斯始终未曾失去其现实意义，他留下的遗产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在文化生活能够直接促进建立外交关系的今天，经典作家显得尤为重要。

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参赞Álvaro de la Riva Guzmán de Frutos先生

“塞万提斯读书会”的序幕由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之家）导师、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弗谢沃洛德·巴格诺的发言拉开。他向会议文集提交了一份题为“‘奴役造就塞万提斯’——被囚禁的作家和人物”的报告。题目中引用索尔仁尼琴的名言，意在对俄国和西班牙作家的创作命运在微妙的元文学分析中进行对比，为与会者揭示出写作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

遗失的文献

硕士研究生伊利亚·米哈伊洛夫与（外国文学史教研室）副教授奥利嘉·斯维特拉科娃合作发表关于搜寻堂中世纪卡斯蒂利亚文集胡安·曼努埃尔著《卢卡诺伯爵》的遗失俄文翻译手稿的语文学调查。据推测，该作译者为彼得堡大学的德米特里·彼得罗夫教授。

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彼得罗夫（1872-1925），罗曼语言学家，翻译家，彼得堡大学教授（1908），后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其科研兴趣范围极其广泛：从阿拉伯帝国征服西班牙到拜伦与曼佐尼的作品。著有西班牙伟大剧作家洛佩·德·维加（1562-1635）作品相关书籍。其弟子中有很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尼古拉·古米廖夫、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洛津斯基兄弟等后来为俄罗斯“白银时代”着色添彩的人物都曾经师从彼得罗夫教授。彼得罗夫教授也常被称为“俄罗斯西班牙研究之父”。

为了凸显出彼得罗夫教授其人，也为了明确教授于世纪之交在我校执教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奥利嘉·阿尔伯托夫娜引述了康斯坦丁·莫丘利斯基写给自己的朋友——当时的青年语文学学生维克托·日尔蒙斯基的信件，其中有关于1912年彼得罗夫教授在我校组织庆祝洛佩·德·维加诞辰350周年纪念活动的相关内容。根据信中所述，彼得罗夫教授在活动中严厉斥责了喧闹的学生，其中包括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格奥尔吉·洛津斯基。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都没有理由怀疑这部在彼得罗夫教授去世36年后出版的《卢卡诺伯爵》俄译本的译者正是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先生。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这部译作没有作者信息，除了1961年出版的俄译本封面上印有彼得罗夫的名字和1947年《列宁格勒大学学报》上刊载的简短报道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作者身份。彼得罗夫教授这一文献的下落，如今已不可知（有人认为它位于巴黎，还有人认为它在列宁格勒大围困期间被烧毁）。为了揭示这一复杂情况的真实历史，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硕士研究生伊利亚·米哈伊洛夫决定进行关于该文献命运的调查。

自2009年起，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开展校藏图书遗产修复大型项目。被拯救的图书总计超过120万册，其中包括一些珍稀古籍，如：《帕拉斯词典》（1787年）、《索菲亚年鉴》（1821年）、《昔兰尼卡利马赫颂诗》（1823年）、《查士丁尼新律》（1821年）、《收集于彼尔姆省的古代国家章程、训令及呈文》（1821年）。

研究人员曾求助过数学家，并基于作者常量展开分析。根据这一统计方法，可在已经鉴定确认的文本（德·康·彼得罗夫所撰文章之一）和有疑问的文本（《卢卡诺伯爵》俄译本）之间进行虚词的用词分析及统计。其差别未超过2%，即有利于证明这两种文本均出自同一作者之手。

今年，“塞万提斯读书会”迎来了周年纪念：第一届读书会距今已有40年。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马德里自治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及其他机构代表。

伊利亚·米哈伊洛夫奔波于彼得堡市各大档案馆（普希金之家手稿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手稿部、中央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档案馆），并完成了大量工作，但都未能找到彼得罗夫教授的痕迹。在这位青年研究员所找到的60个现存来源（主要有信件和个人检索卡）中，没有任何文件提到过《卢卡诺伯爵》译本的相关内容。

根据彼得罗夫教授与谢尔盖·菲奥多罗维奇·奥登堡院士之间的书信资料，这位青年研究员还原了彼得罗夫文献命运的重要信息。1925年，德米特里·彼得罗夫教授在去世前不久曾经写道：“在我去世后，请您将我的私人家庭档案资料及尚未发表的作品、手稿等接收并保存至科学院”。之后，又在一封正式致函中请求保留其私人藏书，并委托姐姐维拉·康斯坦丁诺夫娜·彼得洛娃为其保管人。同年，彼得罗夫教授的涵盖近万册罗曼文学史和文化史相关书籍的私人藏书被纳入科学院境外分部，只不过，这些藏书仍存放在位于瓦西里岛12号街的彼得罗夫家族公寓内。

正如我们所了解，1930年，时任列宁格勒大学教师的维拉·康斯坦丁诺夫娜·彼得洛娃因被告发与所谓“在家中组织君主制社会”有关的集体案件而被捕，被判处三年流放。“君主制社会”是一个法语聊天俱乐部，只因70岁高龄的维拉·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健康状况而不得不在彼得罗夫家族公寓中进行活动。这件事在她写给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的信件中有所说明。

维拉·彼得洛娃替去世的弟弟照顾他的藏书，也出资为弟弟出版了几部由他翻译的洛佩·德·维加的作品。家庭藏书常常引来知名学者的参观，其中也包括我校教授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杰尔查文。因此，不排除藏书被彼得罗夫教授的学生和同事带出或“迁”至国外的可能性，也因此，其翻译遗作后来在巴黎得以出版。

目前，与现居于12号街公寓里的人无法取得联系。彼得罗夫家族也未留下继承人。大部分文献的下落尚不可知。

“俄罗斯阿拉伯学大公”与托莱多摩萨拉伯人相关资料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罗曼语言学教研室）教师奥克萨娜·维克托罗夫娜·季霍诺娃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位知名语言学家、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伊格纳季·尤利安诺维奇·克拉奇科夫斯基的事迹。

伊格纳季·尤利安诺维奇·克拉奇科夫斯基（1883-1951），阿拉伯学专家，院士，先后任彼得堡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苏联阿拉伯学学派创始人之一，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成员。第一版《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作者之一。

克拉奇科夫斯基教授为西班牙阿拉伯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班牙学者关于阿拉伯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成果长久以来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克拉奇科夫斯基教授与其同事合作发表了许多关于安达卢斯（“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711-1492）文化的著作。因其所做出的科学贡献，西班牙皇家历史科学院的出版物上称之为“俄罗斯阿拉伯学大公”。

伊格纳季·尤利安诺维奇先生在笔记中提及过托莱多摩萨拉伯人相关资料。该资料曾被解密，并从阿拉伯语译成西班牙语，由安吉尔·冈萨雷斯·帕伦西亚于1926年至1930年间以三卷本形式出版（第四卷中包含译者注释），而该著作又经由西班牙学者传至克拉奇科夫斯基教授手中。四卷本中收录有1083至1315年间共计1175份文献，这些文献构成了在托莱多圣玛利亚大教堂被发现的摩萨拉伯人档案资料。

摩萨拉伯人，是对711至1492年间曾经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徒的统称。托莱多摩萨拉伯人，是十二至十三世纪曾经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中心托莱多市的讲阿拉伯语的基督教团体。

该档案资料在很多方面不仅是对当时托莱多基督教人口的描写，也是他们与阿拉伯“入侵者”之间关系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托莱多档案资料中的文件主要涉及基督教大教堂所属土地的买卖问题。包括有主教署名在内的所有信函，均始于向阿拉（真主）的忏悔，内容中包括基督教概念的阿拉伯语书写形式，如“伊玛目”（神甫）、“埃米尔”、“苏丹”、“马立克”（国王）。从对资料的词汇分析中，帕伦西亚得出结论：两个世纪以来，摩萨拉伯人，这些从宗教上来讲是基督教徒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流利使用阿拉伯语。

20世纪20年代，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的观点被广泛认可，即安达卢斯（“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是一片被阿拉伯人侵占、基督教徒深受迫害的王国领土。在对译作进行注释时，帕伦西亚论证了这一观点的无根据性：“如果整个伊斯兰统治期间，托莱多还能保留下来基督教教堂；如果正如西蒙尼所说，连都主教座堂都保留下来，甚至还在任命主教……那么，这哪里是迫害呢？如果阿方索六世收复托莱多后，基督教徒还能继续使用阿拉伯名字，使用阿拉伯语进行私人性质的对话交流，甚至是为自己立遗嘱，那还可以说人们一直被残忍的暴君所压迫吗？<……>因此，没有必要将摩萨拉伯人对阿拉伯语的喜爱塑造成政治压迫”。

出席第一天会议的还有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罗曼语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伊琳娜·霍赫洛娃，并带来内容丰富且有趣的报告“十六至十七世纪西班牙文学中对路易·德·卡蒙斯的接受”；伊琳娜·叶尔绍娃（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报告是关于16世纪塞维利亚人文主义者赫罗尼莫·德·卡兰隆所著剑术书籍中的“剑术哲学”；玛丽娅·纳基亚尔内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对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与黄金时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别出心裁”进行对比；娜塔莉娅·帕斯图什科娃（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讲述了卡斯蒂利亚宫廷爱情概念的感知形式，基里尔·科尔科诺先科（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进行了题为“抒情诗人马西亚斯与费尔南·佩雷斯·德·古兹曼：俄罗斯命运”的报告，并向与会者介绍了卡斯蒂利亚文学在早期俄罗斯的接受情况等相关新资料。

第二天的会议在普希金之家举行，并致力于政治与文化外交，也包括会议的艺术学部分。来自莫斯科、马德里和圣彼得堡的知名学者们对西班牙研究问题的广泛范围进行讨论，从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西班牙驻俄国大使关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见解的重要性，到西班牙绘画展览的社会文化层面，再到绘画及珠宝艺术品鉴定的微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