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娜·谢尔巴克副教授："后殖民文化：关于生命和传统价值的重生"

在2月2日的采访中，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外国讲座和国际活动的问题。似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世界已经完全改变。请您谈一谈，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您参加了哪些国际活动？

的确，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通过线上方式讲授《现代外国文学》很重要，因为其他国家不仅仅是政治，还有文化，这些国家是几百年来的人类关系和知识的体现，它们不可能被轻易抹去。所以我开设了关于法国、拉丁美洲、美国、英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视频课程。内心希望能调和一些事情，而不是以眼还眼。

我们都知道并能感觉到，一定可以找到进行国际合作的机会。而与华中科技大学的电话会议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我们与哲学系进行了交流，组织了一次关于释义学的会议。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和老师都参与了此次会议，包括艾莉薇拉·米雅琴斯卡娅副教授（英语语言学和语言文化研究系）、伊琳娜·巴浦洛夫斯卡娅教授（外语和语言研究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硕士生阿莲娜·格尔乌斯以及俄罗斯基督教人文学院高级讲师弗拉基米尔·叶戈罗夫。而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教授们在会上作了各种各样的跨学科报告，以及与哲学、释义学和语言学有关报告。大约有一百人受邀参会。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线上活动。

我们学校在国际合作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工作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驻巴塞罗那办事处正式开始运营。今年夏天，办公室主任安娜·西利乌纳斯针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做了一场非常详细、情感充沛、精彩绝伦的讲座。那个时候我就想做一系列关于白银时代的诗人的讲座。我很高兴在线上举行了讲座，并且能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巴塞罗进行播放。这一系列讲座的主题包括俄罗斯文化、白银时代的诗人、格沃尔基·伊万诺夫和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的作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尼娜·贝贝罗娃和弗拉基斯拉夫·霍达塞维奇、"铁娘子 "本肯道夫·扎克列夫斯卡娅男爵夫人（顺便说一下，她是双重间谍，是赫伯特·韦尔斯、马克西姆·高尔基和英国驻俄罗斯大使洛卡特的密友）。此外，还有关于英语散文、女性散文和当代莎士比亚作品的讲座。我还计划进行关于法国文学、美国浪漫主义、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和其他方面的讲座。Casa Rusa氛围令人感到愉悦，在出色团队的工作下，一切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协调得很好。

在这个方向上有什么计划吗？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负责国际活动的副校长与伊朗的大学的交流是发展国际关系的又一次尝试。伊朗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和文化，尽管我对东方的迷恋一刻也没有消失过。当然，伊朗不仅是电影《德黑兰-43》（1980年由苏联、瑞士和法国联合制作的侦探片- 编者注）所展示的伊朗，也不仅是我们从谢尔盖·叶塞宁的《波斯抒情》中所独到的伊朗。仍有许多东西有待我们去发现。我希望我们能够为这种关系提供推动力。

您在一次会议上曾谈到过后殖民文化。目前，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在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形势下具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请您与我们详细聊一聊这一主题。

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后殖民主义文学是一个专门适用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的术语，因为它是他们历史的一部分。例如印度，事实上，印度文化是在1947年后重生的，当时英国最终放弃了它的殖民地。公职人员、军官、妻子，那些享受过这个国家热情好客的人，以及那些拍摄了马哈拉贾的奢华生活和普通人的贫穷，以及他们禽兽杀死的犀牛和老虎的人，都离开了印度，一个咖啡馆门口挂着 "印度人和狗不得入内 "标志的国家。一个被其他人用船装满绿宝石和黄金运走的国家。这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但其人民由于原有的文化和对生活的热爱，开始喜欢上他们的殖民者。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家们将抗议、同化和身份形成等阶段区分开来。在后殖民主义的身份形成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心理崩溃。所有这些都在文学中有体现。

能举一些作家和作品的例子吗？

例如，经典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豪华邮轮上欣赏刚果河和当地人，而在现实生活中，这艘邮轮航行在泰晤士河上。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去过那里，怎么可能了解殖民地的生活和文化呢？这是关于殖民地生活的伪文学作品。同样，例如今天抗议东方传统的西方女性理论家也是如此。她们要如何评判其他文化中非西方的仪式和礼仪呢？

然而，真正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是存在的。例如，著名的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她的母亲来自牙买加。她的小说《白牙》是关于文化的相互交流，关于一个后殖民地居民不能放弃他或她的血统历史的事实：我们都是我们所处的血统和文化的承载者。扎迪·史密斯笔下的人物都有亲戚是集中营的囚犯，参加过印度的塞波伊叛乱，当时英国人强迫印度人用猪或牛的脂肪给步枪涂油，这违反了宗教。对作者来说，每个现代人身上都有着能反映这种集体记忆的碎片。然而，她是一个乐观的作者，和其他许多后殖民主义作家一样，她不仅谈到了政治正确性，而且谈到了对祖先传统和智慧的认识。后殖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生命和传统价值的重生，而这些在西方文明中有时是非常缺乏的。

您今年还开展了哪些研究？明年有怎样的计划？

我目前正在研究符号理论。毕竟，沟通并不仅限于有说话人参与的特定情况，信息和沟通者可能是最随机的：人们可能会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在街上听到某人的评论，或者碰巧遇到一个将完全改变你生活的人。所有这些都是说，生活比一个语言学家有时认为的更复杂和有趣。这是一场关于 "符号的超越性 "和其隐藏属性的对话。

例如，诗人比一般人能更巧妙地传达隐藏的含义。托马斯·艾略特诗句的节奏，它的声音，它的镜像。珍妮特·温特森或塞林格的散文揭示了语言元素所具有的潜力。永恒的问题也触及到这个主题。俄罗斯著名神学家帕维尔·弗洛伦斯基写道，当信徒看着圣像时，他看到的是上帝，而非信徒看到的则是一块涂有颜料的板子。这也是关于意识的调整能力，能够看到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东西，掌握表现并不明显的联系。它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一种个人视角，而是生命的协调。

教学过程受到疫情的影响已经有两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很多学生已经毕业了，也迎来了三届的大学新生。在今年的这一学期中，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面授课程。学生们在疫情期间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学生们变得成熟了。在结束了两年多在电脑前上课，与大家相距遥之后，我一开始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学生们虽然并没有表现出来，但他们显然变得更关心对方。而这种关怀是成熟的、有实际意义的。花在空洞的讨论上的时间更少。

我在疫情之后的第一次讲座是在大学沿岸街11号的第25号教室。从这个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伊萨基辅大教堂，教堂周围有伟大的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肖像。在经历了这样的休息之后，能去到那里真是令人惊讶。我在大楼里走来走去，觉得有些东西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甚至担心讲上课会很困难。但我们的老师都在看着我，我开始逐一讲述，讲座像往常一样 "开了又开"，就像一开始那样。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弥补了疫情带来的所有困难。

您认为，疫情有教会年轻的一代多读书吗？您有什么书可以推荐？

我们的学生阅读量很大，他们对生活、历史和文化感兴趣。我建议他们同时阅读外国和俄罗斯文学。这有助于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

可以阅读熟悉的作品，并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它们。例如，我重读了普希金的《车驿站长》，甚至将其与福音书相比较。

您目前还参与了哪些项目？

在我看来，新项目是一个可以了解我们国家和大学新情况的集会。例如，"我是专业人士 "奥林匹克竞赛正如火如荼开展。我们正在为孩子们准备作业和测试，使他们对语言学和文化的兴趣不断增长。

我和我的同事最近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俄罗斯知识协会的颁奖典礼。这项活动现在每年都会举行。参与的人非常多，评委都非常有名。这意味着需要新的想法、新的知识，也意味着表达自己的机会。这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