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院校毕业生是创作者还是手艺人？

担任此次讨论会主持人的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俄罗斯博物馆职员阿列克谢·博伊科，他表示：“我们的讨论题目中包含了‘机构’这个冰冷且有距离感的词汇。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组织，且与创意型人士的各个生活阶段及重要成就都息息相关”。讨论会的一开始，全体与会成员便一致认为：成功的艺术家、设计师或策展人是环境造就而成的，传统教育机构与教育工作者的作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俄联邦功勋美术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伊万·乌拉洛夫对教育工作者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概述。其中包括传统教育与艺术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

今天，展览活动的指标愈发成为学生成绩的主要部分，也激发出一种对排名的追求。正因如此，相较于进行强化培训，年轻的学生们更喜欢粗放地表达自我。

俄联邦功勋美术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伊万·乌拉洛夫

“在我看来，这对学生们产生了诱惑，突显了传统知识对他们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这将发挥出创造者，或者不如说是商品制造者的作用。对于艺术的实用形式来说，这也许是说得通的，但艺术的纯粹形式，如写生与素描，则陷入了意义极为模糊的窘境”，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惋惜地说。

俄联邦功勋美术家、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尼基塔·弗明也提出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性问题：“在学生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对美术基本功的抵触情绪。很多人不想学构图规则。比如：有一次，我在课上讲到，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是从左向右，这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感知过程。而我听到的第一个回答是：‘而我来自以色列，我们是从右向左读的！’”。

列宾绘画、雕塑与建筑艺术学院教授认为，这种对固有规范的否定态度早在盛行于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被更注重内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取代之时便已产生。20世纪下半叶，这一趋势愈发猛劲：形式上的朴素性与随意性开始不被看做是缺陷，而被认为是另一种表达方式。

2016年第五届国际文化论坛期间，我校与俄罗斯博物馆签署合作协议。该馆工作人员也正在积极参与我校教学工作：来自俄罗斯博物馆的博物馆学与教育学活动专家阿列克谢·博伊科为我校设计专业学生讲授20-21世纪建筑与艺术相关课程，俄罗斯博物馆新潮流部门研究员欧莱西亚·图尔金娜在为我校培养未来的策展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也长久保持与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国立彼得宫博物馆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彼得宫博物馆馆长也在我校负责三个专业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俄联邦功勋建筑师、圣彼得堡建筑师协会副主席米哈伊尔·马莫什恩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补充：“艺术被分裂成为传统艺术和更为抽象的现代艺术，这种分裂也已进入建筑学领域。打造‘非经典作品’无疑是更简单、更便宜的，但请记住，圣彼得堡市中心的独特环境只形成于大师时代，而非‘明星’时代”。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意大利，这个坐拥80%世界文化遗产的国家。意大利驻莫斯科文化中心负责人奥莉嘉·斯特拉达指出，意大利作为对待艺术态度最为保守的国家之一，曾在1968年发生过一次面向新潮流的大转身。

大约50年前，意大利爆发了改变传统教育体系的学生运动。新时代学生们表示：多年传承下来的学院传统已经不能满足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学生们要求教师以现代实践来讲授流行艺术、抽象主义等内容”，奥莉嘉·斯特拉达说。

莫斯科传统艺术中学副校长蕾拉·阿里努曼认为，消除传统教育体制要求与学生思想趋向之间的矛盾是中等教育的职责义务所在。

“在开始创作艺术作品之前，你必须磨练你的技巧。若跳过这一阶段，则会为未来的创作留下缺陷。我们的使命在于为学生们下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打下坚实基础，她说，创作实践，开始是一门手艺，然后才是技艺，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意义”，蕾拉·阿里努曼强调。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学生在美学和艺术史方面素有极佳的知识修养”，在柏林绘画与设计学院工作超过五年、现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策展研究”硕士专业教师的艺术家玛丽娅·丹齐斯说，“与德国学生相比的话，情况则有些不同。要知道对于策展人而言，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是至关重要的”。

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教育计划部门负责人达丽娅·佩尔金娜呼吁不要满足于毕业文凭。达丽娅说：“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这不光针对艺术人士，其他任何一个学科的人也都需要在走出校园后不断用新知识、新思想、新能力来补充自己。因此，除保护遗产这一主要任务之外，很多博物馆也开始履行其公众教育平台的职能”，并表示，博物馆教育计划也包括培养能够给予创作者及文化机构以可靠反馈的专业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