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的记者如何在自己的报道中表达其主观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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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当今世界媒体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参会人员正尝试回答这些问题,而本次会议议题正是媒体话语中的情感与理性。本次会议得到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以及比勒费尔德大学的资助。

参加本次大会的有来自剑桥大学、利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卡迪夫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奥尔登堡大学、汉堡应用科技大学、鲁尔大学、卡尔洛夫大学代表以及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中国、巴西、印度、葡萄牙、捷克和克罗地亚其他大学的代表。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高校新闻学与大众传媒学院院长安纳托利·普宇教授对本次会议参会者的到来表示欢迎。

我十分感谢我们的外国客人在本次国际会议之际拜访圣彼得堡大学。圣彼得堡大学是一个大型国际科研中心,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在此工作。这些外国同行不仅与我们的学者合作科研项目,同时也为我校的学生们上课。这种国际开放程度对于我们价值很大。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新闻学与大众传媒学院院长安纳托利·普宇教授

将媒体内容情感化的做法是技术发展还是政治工具的结果?

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是讨论当今世界的媒体比较研究问题。与会者都是来自美国、中国、德国和俄罗斯知名的媒体专家: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教授齐齐·帕帕哈里西;香港浸会大学教师王悦;多特蒙德技术大学科学工作者卡洛琳·林德卡帕,以及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德米特里·阿弗尔教授。会议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斯韦特兰娜·鲍德路诺娃主持。

“互联网女王”万维网知名研究员齐齐·帕帕哈里西表示,要确定是理智还是情感在更大程度上作用于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就其本质来说是理智的同时也是感性的。她认为情感是社会群体表达其异议的有力工具,因此很多政治团体利用人们的情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卡洛琳·林德卡帕教授对此也表示赞同:正如这位德国专家所说,在政治话语中情绪的直接表达可以展示发言者维护民意的立场。卡洛琳·林德卡帕说,带有情绪色彩的词语在制造社会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危机”一词就被一些德国媒体用来描述移民人数增长的情况,而整个移民增长的过程就被冠以“难民危机”的名字。

王悦认为,只有中立才能成为客观表达的工具。她认为,“情商”这个词最能描述记者传达情感内容的任务。她说,现代香港正经历双重处境,而媒体也在反映这一点。从法律角度看,这个特大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的领土;而从另一角度看,香港又保留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制度。矛盾的是,香港居民(包括记者)对过去表示怀念,但事实上过去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韦特兰娜·鲍德路诺娃教授请与会者注意,历史的记忆越来越成为政治情感话语讨论的主题。历史事件是公共话语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它们涉及到家庭的私人历史,并且与我们的家谱记忆直接相关。韦特兰娜·鲍德路诺娃说,触碰这样的私人话题可能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因此这些话题在新闻业里被强加了一种禁忌。

政治顾问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德米特里·阿弗尔教授指出,如今我们在媒体领域可以观察到两个重要的过程:新工具的发展(新媒介,社交网络,大数据),它为分析工作和沟通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此同时是在一些国家政治话语情感程度的增加。

神经生理学无法确定大脑的哪些部分负责情绪的管理,哪些负责逻辑功能。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的大脑真的是一个“黑匣子”。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德米特里·阿弗尔

尝试对具有情感内容的文本进行分析也面临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德米特里·阿弗尔坚信,我们的情感是我们对世界的加速反映:而用新闻的理性立场来回应这些加速度出现和消亡的现象在物理层面上是不可能的。

本次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新闻工作的标准及其转型。齐齐·帕帕哈里西教授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新闻标准的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体控股公司开始寻找新的具有经济效益的商业模式,而互联网本身的架构就是答案。最重要的是可点击性(互联网上信息转换的次数),这一原则不仅受制于广告,还受制于新闻。她认为,今天的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是制作文章的标题,从而使用户想要点击它。从这个意义上讲,情绪有助于媒体使他们的内容对观众有吸引力。

参与本次讨论的专家们还探讨了“市场新闻”的出现,即大众媒体不能自己制定日程,而是要根据观众的要求进行调整,要不断根据观众的兴趣调整其内容和形式。

观众处于激情状态

齐齐·帕帕哈里西教授为与会者作了题为“激情社区”现象的客座讲座。她讲述了她所参与的芝加哥的学者们研究的2011年初埃及革命期间“推特”关于该内容的报道,以及关于同年九月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

齐齐·帕帕哈里西是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是该校传播学教研室负责人,政治学教研室研究员,在线媒体社会和政治活动研究员。她有60余篇新闻学论文,多部专著出版,并且是15杂志的编委成员。曾与苹果、微软等公司合作,担任其顾问。曾在欧洲、亚洲、非洲、美国各大学讲学。她的著作已被译为希腊语、德语、韩语、汉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

在最近的十年里,我们正在目睹政治和社会运动如何利用数字资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参与互联网用户的抗议活动。社交媒体创造了对特定事件的归属感,它往往将大众转向对事件的感官认知,制造了一个人成为历史发展的一部分的假象。

在回应为何选择“推特”作为研究对象时,学者们给出了一系列原因。首先“推特”有自己的加工新闻的方式:由于短消息格式,用户节省了阅读时间。其次,这样的方式不仅能让人们接收信息,还可以快速转发传播。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年轻人和积极的人们来说,“推特”已经成为另一种信息来源。

按照齐齐·帕帕哈里西的说法,激情是一种以对即将发生变化的感知力量为特征的特殊状态。

“激情社区”是指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和联系的组织,其成员通过对快速发展的政治事件所产生的紧张情绪而相互认同。根据的齐齐·帕帕哈里西说法,社区的代表相互间保持联系,但是并不参加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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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人员的观点,提供“激情新闻”的主要方式是故事构建(通过一系列的叙述来组织文本)。正是这种叙述可以制造让读者即时接受所需要的节奏和情感色彩。

研究表明,大部分致力于抗议活动的材料都具有激情色彩,也就是说,它们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接近变更的感觉。事实上,激情是一种“被吸引的消极性”,是对变化的渴望和准备。

齐齐·帕帕哈里西指出,我们每个人都经常遇到这样类似的感觉,但这样的状态并不一定会跟随着真正的变化。尽管激情状态完全是个人内在的感觉,但它的形成却受到外部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记者的活动。实际上,变化的情况并不遵循出版物的报道,媒体的承诺往往令人失望,而记者正是罪魁祸首。

普利策奖和情感

卡迪夫大学教授卡林·瓦里-约根森分享了1995至2017年以来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材料中的情感成分研究成果。

卡林·瓦里-约根森是卡迪夫大学教授,新闻学、文化学及媒体环境系主任。在媒体发展问题领域有很多专著和文章。他是欧盟委员会EUROSPHERE项目框架内优秀的英国研究员。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担任Scopus在语言学、新闻学和传播学领域的编委会主席,同时也是Scopus编选内容学术顾问。

卡林·瓦里-约根森教授在发言开始时指出,如今媒体研究人员面临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理解情绪是怎样对创造者起破坏作用的。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大量的感情和激情,而如果缺乏对它们的控制,则社会生活无法实现。在这一点卡林·瓦里-约根森援引了霍布斯、卢梭、米尔和康德的观点。

记者在这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因此,英国和美国的所谓孤立的新闻传统的标准预设了作者的最大客观性,完全拒绝情感,而仅仅相信可靠的来源。然而,很多公众媒体的主要任务是表达公愤,其中就包括新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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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业人士分析,那些最好的出版物都与情绪直接相关。但是,在那些出版物中记者所传达的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他人的情感,包括个人以及社会群体的情感。这样一来,情感的内容就在文本中变得隐蔽而不可见。卡林·瓦里-约根森教授称这种现象为“外包情绪工作”。不仅是通过言语来讲故事,并且借助多媒体形式所形成的视觉序列,而这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新闻实践当中。

对于一名记者来说,这项使命代表着一项特殊的任务,需要从专业能力领域走向个人领域。记者应该善于理解对话者的情绪状态,并且客观地将其表达出来,而这种技巧反过来也会给记者造成同样严重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