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位俄罗斯古典作家对现代日本文学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日本读者为何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读者何时对日本文学作品表现出最浓厚的兴趣?两国文学家在第六届国际文化论坛“教育”分支构架下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主办的圆桌会议过程中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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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两种语言,同一片海洋:俄罗斯与日本文学意义”圆桌会议召开期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副教授阿列克谢·罗季奥诺夫表示,俄日关系历史悠久,它们的文化潜力也远远没有被挖掘殆尽。

我们可以缩短现有距离,能够让大众读者接受另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并将其视为人生的一部分。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副教授阿列克谢·罗季奥诺夫

与会来宾及来自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日本合作大学的专家就俄日文学关系发展史、交叉艺术形象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对民族文学共同发展产生影响的作家。在日本,翻译家二叶亭四迷被认为是我国经典文学的主要普及者,他对俄罗斯小说文学的理解能力为其赢得首创现代日语文体之声望。如东京外国语大学沼野恭子教授和筑波大学加藤百合教授二位专家所说,正是因为二叶亭四迷,日本读者才得以熟知果戈里、高尔基、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作品。

“在自己的长篇小说《浮云》中,二叶亭四迷运用了丰富的引喻,出自由其翻译的冈察洛夫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悬崖》中的片段。有趣的是,就在其作品发表的前几年,伊万·冈察洛夫还随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乘坐“巴拉达”号战舰访问过日本”,讨论会主持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日本学研究教研室)副教授利阿拉·赫罗诺普洛说道。

另一位访问过“旭日之国”的俄罗斯作家是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他将自己对两国人民、文学家之间文化与精神差异的观察写进随笔《日本太阳之根》和《关于如何创作短篇小说的短篇小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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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利尼亚克尤为看重日本文学中的自传体小说体裁。它具有日本专属特色,并以作者私人生活中丰富的坦率细节为特点”,沼野恭子说。

在今天的日本,最受读者欢迎的俄罗斯作家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2007年出版的《罪与罚》日文译本发行量多达100万份。“我们经常讨论日本人是如何喜爱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为在日本鲜少有人信仰基督教,而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创作中,它却占据着特殊地位。当然,日本人对于作者的哲学与宗教思想的理解与俄罗斯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然而,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中,可以发现日本思维的有趣之处”,同志社大学副教授木寺律子坚定地说。

安东·契诃夫是对于日本当代文化来说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正如青山学院大学副教授土田久美子所说,其剧本中的人物被日本讲述20世纪40年代故事的现代影片“爱与青春的宝冢“所广泛引用。片中一位主人公在讲到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和平新时代早日到来时,念出了《三姐妹》中奥莉嘉的独白。“当我给学生们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女主人公言语中的美感和力量深深地打动了他们。那是一段再适合不过战争年代的语言,完美阐释了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这超越时间的宝贵价值“,土田久美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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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家工会委员会第一秘书安德烈·克拉西尔尼科夫为圆桌会议与会者们举例第一篇向国人介绍日本的俄语散文。这是航海家戈洛夫宁的一部关于十九世纪初在对外封闭地区进行水文考察期间被日本人俘虏的笔记。其回忆录在出版五年后被译成日文,不久前又被日本电视台搬上银幕。安德烈·克拉西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在互为文化交流年的2018年,我国观众也能够看到由该事件改编的这部电影。”

翻译家叶卡捷琳娜·莉亚波娃表达了俄罗斯人对日本散文的看法。据她介绍,1904-1905年俄日战争过后,日本文化开始引起公众关注,这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也体现在其他艺术形式之中。下一次高潮则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当时日本作家的作品俄译本数量空前。“正是这一时期,日本十九世纪作家小林一茶的俳句《蜗牛》大受欢迎,这一形象后来还被斯特鲁加茨基兄弟、鲍里斯·格列宾谢科夫、维克托·佩列温运用在作品中”,叶卡捷琳娜·莉亚波娃如是说。近年来,格里戈里·赤哈尔基什维里重拾对日本文学的兴趣,而他的另一个名字则更为人所熟知——鲍里斯·阿库宁。此外,这位翻译家还对漫画、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等图文小说形式受欢迎程度的提升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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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桌会议结束时,俄罗斯利哈乔夫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代表向大家展示了用日文出版的俄罗斯文化遗产在日本的旅行指南。书中详细介绍了“旭日之国”的东正教教堂、俄罗斯文化与体育、外交关系史,以及俄日战争遗产。作者还对1890-1891年尼古拉二世和画家瓦西里·韦列夏金的旅行路线做了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