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举办了“宗教改革记忆”(Remembering the Reformation)国际学术会议。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历史学副博士妮娜·阿达莫娃分享了她参加此类论坛的经验,她在该会议上做了关于英国分离主义者的学术报告。

您参加了该会议的最终总结发言部分,这一部分是专门为国际历史学家展现这几年的工作成果准备的。请问受邀参加这样的会议很难吗?

去年我参加了纽卡斯尔大学每两年举办的叫做宗教改革讨论会(Reformation Сolloquium)的学术会议。参会者中有英国杰出的学者剑桥大学教授亚历山德拉·沃尔什女士,她邀请了其他参会者来参加她自己的科研项目:“宗教改革记忆”学术会议。我提交了申请并被主办方接受,同时还有100多个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各国的学者来参加会议,他们当中有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学和宗教改革领域的研究者。

在您看来“改革记忆”学术会议为什么重要?

如果2017年俄罗斯还记得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话,那么欧洲就在庆祝宗教改革500周年。这个周年纪念学术会议是由剑桥大学和约克大学的研究人员组织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次会议不仅是讨论宗教改革这一现象本身,更是讨论它在历史记忆中的映像,而历史的记忆则很少能传达真正的事实。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妮娜·阿达莫娃

在近几十年来,从欧洲人在媒体、通俗文学甚至教科书上表达的观点来看,宗教改革的时代好像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时代,它被认为是民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及其他现代价值观的源泉。但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学家完全知道,改革之后的教会在各个阶段都限制了人的内外自由,教会谴责宽容,强迫人们服从,并且强加规定。宗教改革的过程十分复杂,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现代西方世界的开端。

您在本次会议上的发言是关于什么的?

我介绍了我的关于十七世纪分离主义移民的研究。分离主义者呼吁人们从英国教会分离出来。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当时他们几乎所有人不是逃往荷兰,就是去了美国,这个运动在十七世纪上半叶被广泛的讨论。顺便说一句,他们当中最有名的代表现在已成为莱顿分离主义者,这些人在美国建立了新普利茅斯殖民地,他们作为朝圣者之父被载入史册,在历史上他们被认为是美国国家的祖先之一。

现代英国人,甚至是不信奉国教者(激进的清教徒),都极力避免与分离主义者有任何的联系。十七至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学家大概都忘了他们,并没有把他们放在英国宗教改革的叙述中。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分离主义者的宗教原则与当时很多激进清教徒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们所信仰的公理教义成为了17世纪40年代独立派的旗帜。在这里我们正面临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先例。鉴于当时世纪初的英国思想环境,我们可以设想,那些在脱离教会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的人们,对于还处在教会怀抱中的英国来说他们就是“他者”,这正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激进主义的一个反面例证。

您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毕业生,您在上学的时候就参加过国际会议。如今的大学生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正是因为圣彼得堡大学在历史研究领域有很多国外的合作伙伴,所以大学生们很容易参与到有趣的科学活动当中。如果是我的研究方向即现当代历史的话,那么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我和同事们一年两次参加弗罗茨瓦夫大学俄罗斯-波兰学术会议;而从2002年起还与格赖夫斯瓦尔德的历史学家们参加每年一度的俄罗斯-德国学术活动。这些都是青年学者的学术会议,因此大学生和博士生都可以参加。这些每年一度的学者会见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及其国外合作伙伴中轮番举办。除了这些,在校生还可以参加“成人”学术会议,即在赫尔辛基(芬兰)举办的北欧问题学术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我校学者们主办的。